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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认为灾难发生是因为人君失德,汉代皇帝:这个锅不能我自己背

时间:2020-09-30 10:23:19 来源:历史秘闻 点击:

三星堆神灵面具

中国古代出现异常自然现象或灾难时,往往会认为是神的惩罚,那这种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?统治者又该如何应对?

一、中国早期历史的灾异记载

中国古人认为,灾异之所以发生,是因为人的德行出了问题。这就是古代的灾异论。灾异论的理论来源是“天人感应”的思想。周人灭商之后,认为商的灭亡是天神对它的惩罚,而自己是代表天神的,行使的是天神的意志。周朝建立后,周人也时刻警惕,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不好好治理天下,天也会将惩罚降临到自己身上,不会让一朝一姓永远存在。

影视剧中的周天子

那么,怎么可以避免天的惩罚呢?周人给出的答案是“德”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班簋上就有这样的铭文:“唯民亡拙哉,彝昧天命,故亡。允哉,显。唯敬德,毋攸违。”意思是说,那些违背了天命的国家最后都灭亡了。天命是绝对不能违背的。这种“敬天修德”的思想,对中国人影响很大,我们常说的“人在做,天在看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
班簋

正因如此,中国古代的史官还肩负着一个职责,那就是记录灾异。中国早期的史书都有记载灾异的传统。史书之祖《春秋》里面就记载了春秋242年间大大小小75次灾异。相传魏国史书的《竹书纪年》,更是记载了上至夏代,下至魏襄王时期的重大灾异。中国最早的灾难记载,也是出自此书。

西方古代历史上也有记载超自然事件和灾异的传统,如记载鸟占,预言之梦和神谕,来预兆人事,但不一样的是,中国的灾异记载还要说明灾异显示的是善还是恶。

三星堆 古代神灵

二、汉儒灾异理论的构建

汉代的儒生构建了一套探究灾异的完整理论,而始创这一套理论的,是西汉的大儒董仲舒。董仲舒列举了《春秋》中各种各样的灾异,并说明孔子书写灾异是为了以小见大,解释悖乱的原因。他进一步发展灾异理论,说君主无道,政策不明,天就会降下灾难来惩罚他,天灾并不是偶然事件。

那么董仲舒的这一思想,又是怎样产生的呢?

董仲舒

董仲舒的思想其实是从阴阳家学说中汲取了营养。阴阳家认为:“四时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各有教令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”董仲舒解释说,如果人君失德、失政,就会打破天地之间阴阳的秩序,阴阳不和,则进一步引发灾异。董仲舒还根据阴阳关系搭配了君臣、父子、夫妻等伦理关系,借阴阳灾异理论来整饬人伦关系。

那董仲舒的这套理论是怎样得到汉武帝支持的呢?自汉初以来,一直奉行黄老学说,儒生根本不受重视。董仲舒和汉武帝曾经有过相同的命运,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就担任博士一职,但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;汉武帝即位后,一直受制于信奉黄老之说的祖母窦太后,也不能大展宏图。等窦太后去世后,汉武帝才开始大张旗鼓地改革,而董仲舒因为“能持论,善属文”,得到了武帝的重视,帮助其实现政治理想。

《汉武大帝》中的汉武帝

武帝想要解决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,那就是天命和正统问题。他说自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去世之后,天下纷争,王运衰微。他想知道人力能不能改变天命,想在儒生的回答中听到”天命在汉”。而董仲舒也乘机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,那就是“天心仁,爱人君”。他说天降下灾异,是在给人君改过的机会,如果天不降任何灾异,那就是让人君自生自灭。

传统的观点认为,董仲舒的灾异论是为了抑制君权,但从他的出发点来看,他许诺人君顺应天意就可以达到太平治世,很大程度上是为说服武帝,接受以天意面目出现的儒家政治理念和他的政治理想。

三、灾异论的产物——灾异免三公

灾异论主张灾异的起源是人事,修德修政就可以消灾致富。那么当发生灾祸时,又要怎样处理呢?早在汉文帝时,在日食发生之后,汉文帝就下了一道罪己诏,说灾异的发生都是他一个人的错,这成为汉朝皇帝应对灾异的一种典范,当出现大的灾异时,汉朝的皇帝们就会下罪己诏来告慰上天。

《美人心计》中的汉文帝

但是,治理天下是君臣共同的责任,发生灾异,不能光让皇帝一个人来背锅。所以,从汉元帝开始,就把灾异的锅甩给大臣,皇帝在下罪己诏时,也会追究大臣的责任。应对灾异的做法,那就是督责于臣下,认为其没有尽责。元帝曾因为一场大地震,一口气罢免了三位大臣。

到了西汉的哀帝时,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潜规则,那就是一旦发生灾异就罢免三公。三公分职位为灾异负责的观念来源于儒家的“古制”思想。《尚书大传》中说:“百姓不亲,五品不训,则责之司徒;蛮夷猾夏,寇贼奸宄,则责之司马;沟渎壅遏,水为民害,田广不垦,则责之司空。”就是说,司徒负责刑法,司马指挥军队,司空掌管农业。经过西汉末和王莽因灾异罢免三公的尝试,到东汉这种行为已经制度化。

《母仪天下》中的汉哀帝

文史君说

伴随中国古代始终的灾异论,其形成和理论构建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在先秦时期,就可以找到雏形,商周时期人们就认为灾异和人的道德、行为存在一种天人关系。到春秋战国时期,统治者也十分重视灾异,史官会着重记载灾异。西汉时期是灾异论成型的年代,随着儒学受到重视,董仲舒灵活地解说灾异,将灾异纳入国家政治范畴。面对灾异,皇帝认为是自己一个人的错,义无反顾地当起了背锅侠,而随着现实政治的推进,皇帝把锅甩给三公成为一种政治常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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